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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与罚:企业家因何入狱?

罪与罚:企业家因何入狱?

大江南北的牢狱中关押着不少企业家,最近出狱的一个是顾雏军。他的成败已被过渡讲述至今仍众说纷纭,媒体试图复盘的努力因缺乏对立方回应而显无力。如今,顾氏激起的喧嚣正在散去,他的发言阵地——认证微博也被运营商不动声色地封杀。一切看起来又将不了了之。    但是,更广阔时空下,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为何频频入狱?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。
    关于商人或企业家,美国作家约翰•斯蒂尔•戈登注意到这样一种大众认识倾向: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傻子,或者两者的混合体。这恰好可以说明入狱企业家性格的两面——一面精明大胆,一面又天真愚蠢。精明可以成就一个人,也可以毁掉一个人。愚蠢也是这样。
    对于那些涉罪企业家,人格上大多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,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以下几类:
    信心极度膨胀,乃至肆意妄为。典型者莫过于牟其中、禹作敏。牟、禹均是怀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人物,他们富有号召力和组织才能,在特定年代做成了一些事情,但他们个性张狂、好大喜功,事业成功的那一刻也成为人生败局的起点。前者以领袖自比,陷入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;后者私设公堂,公然与地方政府对抗。最终,他们均以浮夸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毁灭。
    过于理想主义,不与现实妥协。戴国芳是此类代表。关于他的节俭勤奋,坊间有许多令人称奇的传闻,有人甚至用“清教徒”来形容他,总而言之,这是一个清心寡欲、埋头苦干的实干家,也因不善交际、疏于打理各界关系而自生自灭;顾雏军比之实际一些,但也不过尔尔。顾氏半生背负“骗子”的指责,某些方面又“傻”得可笑,比如他与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,他自称“从来不请他们吃饭”,地方官员参加的宴会上他也从不主动去敬酒,有人提醒他,他却挥挥手说:“商人干好自己的本份事,做那些奉承的事没有必要”。这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未免太过天真了。
    极其精明激进,甚至罔顾法律。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反面。他们精明、务实且具冒险家精神,在制度不健全、市场竞争匮乏的年代获得了一定的财富和成功,他们既洞察人性的贪婪,也信奉金钱的力量,更愿意为此铤而走险,在制度漏洞中穿插。周正毅、黄光裕均如此。
    当然,除此之外还可以归纳出更多的类型。但个性毕竟只是内因,从外因看,企业家之所以入狱,直接原因是触犯了法律。这一点毫无争议。然而,问题的焦点恰恰也在于此。
    一方面,法律的建立和健全是一个动态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,更不可能一开始便面面俱到。在一些情况下,甚至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逐步建立完善的。这一过程虽然残酷,但在所难免。改革开放初期,“私营经济”、“星期六工程师”等现在普通平常的事物存在巨大争议,甚至不为法律所承认,市场经济先驱便成了法律打击对象,统统冠上“投机倒把”的罪名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三次入狱的“傻子”年广久的另外两个罪名:流氓罪和牛鬼蛇神罪——法律制度的滞后性由此可见一斑,也就是在不断的“试错”中才逐渐确立成行。
    另一方面,商人具有天然的逐利性,他们不会坐失赚钱良机,更不会等到规则完备后才开始行动。这就注定了,将来这个群体中仍将有人不断踏入制度雷区、挑战法律边界,并经受制度和法律的拷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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